這是一個悲觀的季節，也是一個悲觀的時代。
悲觀有多種表現形式: 進步派悲觀主義認為，這個國家正在走向頭戴「讓美國再次偉大」帽子的法西斯主義; 保守派悲觀主義認為，從小學到五角大廈，所有的機構都被想革命的人佔據; 黑人悲觀主義認為，黑人一直被系統性的、無法消除的種族主義排斥在外; 白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悲觀主義認為，這個國家和他們幾代人熟知的價值觀正被自以為是、中飽私囊、對他們不屑一顧的菁英們劫持, 還有中間派的悲觀主義說：我們正在淘空制度, 喪失能力、守不住文化規範, 和道德勇氣，這些都是在社會的幾乎各個層面達成務實妥協所必需的, 零和競爭現在成了我們的默認現實。
各種悲觀主義都建立在不可否認的現實基礎上- 2012年，美國大約有4.1萬人因吸毒過量死亡。去年，這一數字超過了10萬; 2012年，每10萬人中有4.7人被謀殺。去年，該數字估計達到了約 6.9人，增長了47%。十年前，你很少聽說劫車的事, 現在這種事已經司空見慣, 入店行竊也是。在疫情之前，美國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就已急劇下降，2007年至2019年期間，青少年重度抑鬱發作增加了60%, 這是疫情封鎖和學校關閉造成的影響，情況愈來愈糟。
經濟學也說明了類似的情況：「21世紀的美國在某種程度上設法為財富所有者創造了更多的財富，但為工人提供的工作明顯減少。」, 失去了有意義的工作和工作帶來的驕傲、人民的尊嚴隨之蒸發，我們看到中年美國白人的死亡率驚人地上升，通常是因為自殺或濫用藥物。
那麼，為什麼在談到美國時，我仍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因為當我們充滿韌性的時候，我們的敵人卻是脆弱易碎的。當我們設法靈活變通的時候，他們卻只能保持原狀，或是分崩離析。
本週，有兩件事有力地提醒了我們這一點。在莫斯科， 普丁按慣例發表了5月9日的勝利日演講，在演講中，他懷念一個一定程度上經過虛構的過去，只為維持眼前完全是虛構的謊言，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繼續一場對他不利的戰爭。
普丁遲鈍地發現，羞辱、顛覆和摧毀的力量，遠不及魅力、激勵和建設的力量—後者幾乎是自由國家與生俱來的。克林姆林宮或許還能以強勢手段取得某種可以稱之為勝利的東西, 但它的回報將主要是它所製造的廢墟, 烏克蘭的其他地區將找到繁榮發展的方法，理想的情況是成為北約和歐盟的一員。
與此同時，在上海，超過 2500萬人仍處於嚴格封鎖下，這是一個現實世界中的反烏托邦: 盤旋的無人機通過揚聲器警告居民「控制你靈魂中對自由的渴望」。中國對大流行瘟疫的處理: 自我陶醉的騙局、平庸的疫苗、明顯失敗的「清零」政策，以及現在這種給最富裕的城市帶來飢餓和藥物短缺的殘酷封城, 這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榜樣嗎?
儘管中國在過去45年取得了不可否認的進步，它仍然是一個沉迷於培養誇大幻想的政權：國內和諧藉助龐大的監控系統和監禁營；技術創新藉助前所未有的知識產權盜竊；不可阻擋的經濟增長藉助操縱統計數據。這種幻想可能會為北京贏得地位, 但它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對真相的系統性否認，甚至其政權本身也無法得知真相。
相信自己宣傳的統治者不可避免地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其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再看看普丁，他真的相信自己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
這又把我帶回美國, 就像獨裁統治宣傳自己的優勢卻隱藏自己的弱點一樣, 民主國家的做法恰恰相反：我們沉迷於發掘自己的弱點，甚至忘記自己強大的優勢。這就是悲觀主義唱衰自己的根源。茅盾的是，這也是我們最深層的力量：拒絕逃避我們的缺陷，我們不僅承認它們，也努力修復它們, 我們開始適應: 在充滿彈性的靈活中，我們找到了新的成長方式。
我們在削弱右翼煽動者、駁斥左翼空想家、促進種族公正、扭轉犯罪浪潮、重振政治中心和重振美國理想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績。我們的問題可能很困難，但它們既不是無法解決的，也不是新近出現的。
那些沒有我們的自由的人就不會這麼幸運了.
今天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景點, 台北捷運綠線小巨蛋站第三個出口對面的點水樓, 我去那裏吃小籠包, 每次到台北都去鼎泰豐吃小籠包, 經驗不是很愉快, 先要拿號碼牌, 輪到了很快地點餐, 很快地囫圇吞, 很快地走人, 吃的時候還得忍受外邊虎視耽耽的觀光客, 用一種催促的眼光盯著你, 令人全身不舒服.
在點水樓, 我坐進專為一人客打造的 Bar 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