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及少年時代 (續)

September 18, 2020

我姊姊在廈門高級中學畢業之後,想去福州女子大學升學。我聽到她在家庭禱告之後請求,但一切都是徒勞。她不想馬上結婚,她想去讀大學。

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我現在述說這個故事。我父親卻不作此想。我姊姊懇求,甘言勸誘,且作種種應許,但我父親說。對我來說這是可怕的。我並不責怪父親。他實在並非不希望有一個有才乾、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兒,我記得當他讀完一篇上海某雜志的一位女作家的文章之後說:我希望我有一個這樣的女孩來做我的媳婦!但像他這樣的夢想者,他看不到有任何辦法可以這樣做。女子受大學教育是一種浪費,而我們的家庭實在無法供應。更何況這是一個甚至廈門富裕家庭的兒子們也不會到福州或上海去求學的時代。我父親聽說上海聖約翰大學是在中國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我相信他大部分是從教會消息讀到的。我聽到父親自己告訴一個朋友,當他賣去我們在漳州唯一的房子以使我二哥可以在進入大學的契約上簽字的時候,眼淚禁不住地滴在紙上。這就是一個牧師能力的極限。兒子,可以;女兒,不可以;在這個時代,不可以。這不是學費的問題,因為我深信二姊可以在一所基督教大學得到一個名額。這是旅費及零用錢的問題,它可能每年要花費五十至六十銀圓。這樣,我二姊只好漂流再漂流,在廈門教書,等待結婚。在這些日子里,女孩一過了廿歲,便必須急於嫁人。

我二姊有一個等候了很久的求婚者,但每當我母親晚上去找她想提及這個求婚者的問題時,我二姊都把燈吹熄了避而不談。她不能進大學,那時候她又已經二十一歲。

當大家因為我二哥快要畢業,可以賺錢供我讀書,提議我去聖約翰大學攻讀時,問題也拖到最後一天才決定。因為父親想向一個好朋友而且是他從前的學生借一百銀圓,卻絲毫沒有把握。按照古代中國的規矩,老師是終生的主,是儒家君,親,師中的一位。這個我父親從前的學生現在已是富翁,我記得我父親無論何時經過漳州,都住在他這個舊學生的家裏。因為在這位老師與學生之間還有多過一般師生的關系:這個富翁從前是一個聰穎而貧寒的孩子,當他在我父親之下受業的時候,父親送他一頂帽子作為禮物,他對這件禮物終身不忘,當它已破爛到不能再戴時,他發誓一生不再戴其它的帽子,而他的確做到了。這就是古代中國所謂的忠——在中國小說或在舞臺上所教的強烈的忠,無論武將與文臣,家庭中的僕人,夫婦之間,都講究忠。我父親知道只要他肯開口,他一定可以得到這筆借款。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這筆錢償還了沒有。

這樣,我便和我二姊及我們一家一同乘坐帆船直下西河,她要到一個叫做山村的小村去舉行婚禮,而我是假定起程到上海去讀我大學的第一年。那一百銀圓的借款問題,像一把達摩克利茲的劍懸在我的頭上,但我是喜洋洋的。那時我是十六歲。婚禮過了之後,二姊從她嫁衣的袋子裡面拿出四角錢給我。在分手時她眼上掛著淚珠說:和樂,你有機會去讀大學,你的姊姊,因為是一個女孩,不能去。不要糟蹋了你的機會,立定決心做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著名的人物。這是我家庭理想模型的全部。

二姊兩年後死於瘟疫,但這些話仍常在我的耳朵里回響著。我所以談及這些事情,因為它們對於形成一個人的德性有很大的影響力。想做一個基督徒,就是如我二姊告訴我的,是想做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嗎?在上帝的眼中,文士們對律法及先知的一切知識、一切學問都沒有價值;對於一個謙虛的、單純的人,卻盡力找出他身上最好的東西;而對於跌倒的,卻可能把他扶起來。這是耶穌基督的教訓最單純而毫無纏夾的綱領。我現在仍想象自己是那個在爛泥中打滾來報復姊姊的孩子,而我相信上帝一定已因此而愛我。耶穌最特別的地方,他的無與倫比之處,是使稅吏、娼妓,比當時那些飽學之士對他更為親近。

聖約翰大學在那個時候已在國際上贏得了相當的聲名,因為它曾產生了幾位中國大使——顏惠慶(來自我的家鄉廈門),施肇基,顧維鈞。它無疑是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而在學生們的心中,這也就是聖約翰大學之所以存在的原故。雖然它是聖公會的,它對大多數學生的秘密使命卻是產生成功的買辦來做上海大亨們的助手。事實上學生英文的平均水平,並不超過對一個買辦的期望。校長卜濟舫博士,一個真正偉大的人物,他對於自己任務的概念,我想是和英國魯比或伊頓學校的校長差不多。

他對學生父親般的影響,是不容誤解的。每一個早晨,早禱會之後,他手上拿著一個黑色的皮包,帶著一個收賬員,巡視整個校園。我深信這是他每天九點坐進辦公室前的晨規。他是一個這樣規矩的人,以致有人說他一年讀一本長篇小說來使自己在一周之內有一個小時來特別鬆弛一下。至於圖書館,藏書不多過五千成六千本,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學書籍。其實人到那一所大學讀書都沒有關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好圖書館。學問的實質,像天國一樣,是在你;而它必須出自你的內心。我們的心是一隻猴子;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隻猴子帶到森林里去,你不必告訴它在那裏可以找到果子,你甚至不必領導它走向那些好果子。我在那個貧瘠的森林中漫游,讀達爾文、赫克爾、拉馬克,及小說家溫斯頓·丘吉爾的杯盤之內。此外,我學習打網球及足球,甚至和某些從夏威夷來的同學擲棒球,盡管我永遠不能把它擲成曲線。我參加劃船會及五英里競走的徑賽隊。說句公道話,我在聖約翰大學的收獲之一,是發展得圓滿的胸脯;如果我進入公立的學校,就不可能了。

我青春的心是躍躍欲試的,張望著我所能找到的,貪吃一切可食的,就像一隻公園里的松鼠,無論他吃什麼都能吸收而且滋養。那個好思想的心,一經入水,便航行在一望無涯且時有暴風雨的海上。人仰望群星而驚異,而船卻在掙扎撞擊,在波浪上前後左右搖動。我記得二年級時回家渡暑假。我父親請我講道(這種事我甚至在十多歲的時候即已做過多次,因為我父親是個不拘守傳統習慣的人,而他想讓愛饒舌的我出出風頭)。我選擇了一條講題:應把聖經像文學來讀。對那些農民基督徒談及聖經像文學,的確是毫無意義,但這種觀念當時是在我意識的最前線,於是它就溜出來了。我想我曾說耶和華是一位部落之神,他幫助喬舒亞滅盡亞瑪力人及基通人,而且耶和華的觀念是進化的,由部落所崇拜的偶像進而為萬國萬民的獨一真神,沒有一個民族是特別被選的。你應該可以想得到禮拜天晚餐時我父親的面色!他可能看出,他已經做了一件錯事。他認識一個廈門人,英文很好,但同時是一個無神主義者。這是一個惡兆,英文好,但是一個無神論者。因此他很怕我也會走上無神主義的道路。

我喜歡那所大學但卻忽視功課。考試那一周,其它學生正在惡性補習,我卻走去蘇州河釣魚,我的腦筋從來沒有想到考試會不及格。在中學及大學我都常常是第二名,因為常有死讀書的蠢人,把第一名拿了去。

在這裏我必須提及中文課程,因為它在我後來的基督教信仰上,造成了極特殊的反動情形。例如,上中文民法課時在書桌底下讀休斯頓·張伯倫十九世紀的根基。為什麼會有民法一科,我始終無法瞭解。那位中國老師是一個老秀才,戴著一副大眼鏡,體重至少有八十磅。秀才是從來沒有學過授課或演講的。那本民法教科書是一本用大字編印只有一百多頁的東西,可以坐下來一口氣把它讀完,我們卻把它作整學期的教材。因為它被列入課程中,所以我們必須勉強捱過。每周那位民法教授讀給我們聽十至十五行左右,需時約十五分鐘,那一小時的其它的時間,他就不言不動,在他的座位上縮成一團,可能他是透過他的眼鏡來看著我們,而我們也在沉默中看著他。不幸這是一種我無法通過的表演,一種內心的絕對空虛是難以維持的,而我並不想象佛家禪宗入定。這是聖約翰大學中文課的典型,最壞的是即使一年又一年的中文課程考試不及格,仍可以得到一張聖約翰大學的文憑。事實上,學校並不重視對中國事情的研究,這種情形到一九三○年之後才有改變。

我曾開始對中國歷史有興趣,但當我進入聖約翰大學,便突然中止。一個心不能服事兩個主人,而我愛上了英文。我丟開毛筆拿起了自來水筆,而甚至我在來比錫研究的時候,我父親仍來信說他多麼以我的書法為恥。中國書法是一種要用半生才能寫到完美的藝術,這必須真正忘記其它所學而親切地去做,而必然是人在大學之後的教育的一部分。心的繼續生長與成熟,大部分是靠賴把在中學及大學的所學拋棄。以我的情形而論,這種忘記所學的過程,是走一條曲線返回中國學術的研究,而把我的基督教信仰也跟著拋棄。

此時我在學習當牧師,這是由於我自己的選擇。我在聖約翰大學神學院註冊,在此被第一次暴風所襲擊。訓話學對別人的心比對我的心更為適合,因為我要追尋偉大的思想及理想。不久,我是福祿特爾的跟從者,雖然我在離開聖約翰大學以前,未對福祿特爾作直接探討。對於我的問題,有時我發現矛盾的答案,有時沒有答案。我被襲擊,而我退走;我再度被襲擊,而我又退走。一切神學的欺騙,對我的智力都是一種侮辱。我不能忠實地去履行。我已失去一切興趣,得到很低的分數,這在我的學習中是很少見的事。監督認為我不適於做牧師,他是對的。我離開了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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