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旅行的開始 (二)

October 02, 2020

我永不會像大學里的富家子弟那般文雅和自信,雖然我在後來的日子中學習在男人及女人的社會中安詳、自然,我仍學不會在一個家夥背上猛烈地一拍的動作。我想這是因為高山的精神永遠離不開我,而我本質上就是來自鄉村的男孩,這是“異教徒”一字語源學的真義。直到現在我仍喜歡穿著襪子在我系辦公室的地毯上行走,視之為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之一。

我以為人的雙腳,即因為上帝為了叫人行走而造成它們,所以是完美的。對於它們,不能再有什麼改良,而穿鞋是一種人類退化的形態。托馬斯· 渥爾夫曾在望鄉(Look Homeward)一書中親切地寫,天使腳趾翹起,因為他生來就是如此。有時,晚上在曼哈坦區的街上散步,我因我妻放出一個高聲的呵欠,或突然的、故意的、拖長的尖叫聲而對她很憤慨。因為我雖然在曼哈坦士敏土的行人道上行走,我的眼仍看見山顛末受拘束的太空,我的耳朵仍聽到山泉甜蜜的笑聲,而我並不害怕。

我常想,做一個富家子弟,要文雅,要知道在什麼時候閉嘴,要懂得安靜等待升做官員,真不知道這其中的滋味是怎樣的。因為在中國,做一個學生,就要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我曾看見一位來自官宦家庭的同事,他的出身和前途無可懷疑的是官場。但我來自福建——不是來自上海或北京。我們在整部中國歷史上出產詩人、學者,及美人,但沒有第一級的官吏。

(註)上一代有三位偉大的中國作家來自福建:嚴復,亞當·斯密、

孟德斯鳩,及赫背黎的翻譯者;林紓,司各德、狄更斯的翻譯者。關於他,我在上文已曾提及;以及辜鴻銘(請看下文)。

在外交部的短暫時期中,我發現這位同事已學會閉嘴,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文雅而態度自然。他在辦公室,把時間都花在喝茶及看報紙上。我對自己說,這個人將來一定會成為一省的首長,結果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常想深深地知道這種不說話的神秘,與閉嘴魔術和升官主義的關系。而我所得的結論是一個兵把他的血貢獻給國家,但永不放棄他的榮譽;一個真正成功的官吏為他的國家放棄他的榮譽,但永不奉獻他的血。一個兵的責任是只去做及去死,一個好政治家的責任是只去做而永不談及它。他所做的只是愛他的國家。

我短暫的神學研究曾動搖我對教條的信仰。有一位教授想用如果這里有A及B,則二者之間必有一條聯系線C,來說服我相信聖靈在神學上的必要。這種經院派方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獨斷,傷害我的良心。這些教條產自迂腐的心,處理靈性的事情像處理物質的事情一樣,而甚至把上帝的公 正和人的公正相提並論。那些神學家這般自信,他們想他們的結論被接受為最後的,蓋上了印裝入箱子保留至永恆。我當然反抗。這些教條中有許多是不相關的,且掩蔽了基督的真理。按典章編成的次序而論,保羅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紀的教父比保羅知道得多。按他們教訓的比較而論,耶穌知道得最少。

我已失去封信仰的確信,但仍固執地抓住對上帝父性的信仰。聖誕節在清華大學主領主日學班時,我已在想象那顆大星怎樣準確地把三位東方博士領導到馬槽所在的那條街,覺得有很大的困難。我只能在桑塔亞那的感覺中,欣賞天使們夜半歌聲的象徵美。聖誕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話,但仍是一個美麗的神話。雖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斷和基督教會的連系之前,還必須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兩位有第一流才智的人接觸,他們給了我難以磨滅的影響,且用不同的方式,對我未來的發展有所貢獻。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國文化復興的胡適博士。文化復興,連同其它較重要的事情,嚴格說來就是反儒學。胡適博士,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在紐約放出第一

炮,這一炮,完全改變了我們這一代的中國思想及中國文學的趨勢。這是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土是一個路標,提倡以國語代替文言,作為文學表現的正常媒介。同時,北京國立大學有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教授陳獨秀,編輯向導機關報。胡適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博得全國的採聲,而我在清華大學和他相會。這是像觸電一般的經驗。我對於這個運動的整個進步態度,直覺地表示同情。同代的中國大學者,梁啟超、蔡元培及林長民,都參加這個運動。然後保羅·門羅、約翰·杜威,在我出國留學之前,又來北京大學訪問。(我一九二三年從德國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毛澤東在那裡當圖書館管理員 - 但沒有人注意他,而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

總之,文化復興是一種解放的力量,是中國知識分子對過去作的一種完全真正的分裂。一方面軍閥們正在交兵,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又為他們自己挑戰及鬥爭的緊張情緒所支配,北京是充滿活力的。林紓,那位我姊姊曾讀過他的作品的偉大翻譯者,同時也在北京國立大學,譴責白話為“引
車賣漿者的語言”。那裡有鬥爭那裡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動,有為它而戰或為它而反抗的主義。年輕的中國被徹底震動。共產主義者陳獨秀繼續譴責儒家的整套系統,特別反對祭孔及寡婦守節。而胡適,一個典型的理性主義者,以科學考據為根據,實際上較為溫和,寫出來的文章像一位學者。陳獨秀譴責迷信,如通靈人用它來寫出詩句的中國扶乩。當然,那個機關報能輕易地做反對纏足的努力,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民國的時代,是以這種努力有點兒像馬後炮。一個熱心的學生寫著:“我們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國女人的小腳(的責任)在我們的肩頭”——確是一種對新自由戰士的不尋常的任務。你想,事實上最少有五千萬雙中國女人的小腳要背,而這位青年可能有一雙軟弱的膝頭。我不免為北京大學所吸引,而我出洋回國之後,便在那裡任教。在這思想大動亂當中,我為我自己的得救,而埋頭研讀中國哲學及語言學——每一種我可以抓得到的東西。我在中國覺醒的怒潮中漂浮。

但有一個不加入吶喊的人。他一八八五年從柏林大學、愛丁堡大學,及牛津大學回國,他比我高一代。在他看來,我們這些民國時代的青年新貴,是無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現在稱為德模克拉西的近代群眾崇拜所腐化,靈魂也已被玷污的鬼鬼祟祟。他說我們是:“近代沒有辮子的時髦中國人,回國的留學生”,“曾從英美的人民學習,不是循規蹈矩,而是‘行為不端’的人。”他是一個怪物但不令人討厭,因為他是有第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在我時代中的人所能有的。沒有一個在中國的人能像他這樣用英文寫作,他挑戰性的觀念,目空一切的風格,那種令人想起馬太·安諾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條有理地展示他的觀念和重復申說某些句話的風格,再加上托馬斯·喀萊爾的戲劇性的大言,及海捏的雋妙。這個人就是辜鴻銘。辜鴻銘是廈門子弟,像是料理中國人文主義大餐前的一杯紅葡萄酒。由於他把一切事情顛倒,而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著一個吹毛求疵的角色。

我覺得最好是引用索美塞得·毛姆對於他的描寫。毛姆沒有提及辜鴻銘的名字,而在他那本“談中國屏風”書中用“那個哲學家”來代替。毛姆在揚子江上流的四川省見過他,那時大約是一九二一年。下面是一篇生動的描寫,極能顯示這個人性格的要點。

這里住著一位有名的哲學家,想見一見他是我這次有點吃力的旅行動機之一,他是中國儒學的權威。據說他英文、德文,都說得很流利。他曾做皇太后總督之一的秘書多年,但現已退休。全年每周的某些日子,他的門都為那些尋求知識的人開放,宣講孔子的教訓。他有一班門徒,但人數

不多,因為那些學生大都喜歡他簡樸的住宅及樸實的高貴。若向他提及外國大學的建築及那些野蠻人的實用科學,只有被他輕蔑地開除。從我對他一切所聞看來,我斷定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

當我宣告我想和這位著名的紳士會面時,我的主人立刻提供一次會面的安排,但經過許多天還沒有消息。我查問起來,我的主人聳聳他的兩肩。 “我送了一張便條通知他來這里一趟,”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來。他是一個脾氣很大的老人。”

我不以為用這般傲慢的方式接近一位哲學家是適當的,是以我並不驚異他對這種呼召置之不理。我寄一封信給他,同我能想到的最有禮貌的詞句問他可否讓我去見見他,而在兩小時之後,接到他的復信,約定明天早晨十時。

當那哲學家進客廳來時,我即迅速表示我對他容許我拜會他的謝意。他指給我一張椅子,幫我倒茶。 “你想見我對我是一種奉承,”他回答,“你的國人只和苦力及買辦交易,他們以為每一個中國人如果不是這一種,就一定是那一種。” 我想冒險抗議,但我尚未瞭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種嘲弄的表情望著我。 “他們以為若他們已經點頭示意,我們就一定會去。”我知道他仍然對我朋友不合宜的通知感到不滿。我不知道應怎樣回答,喃喃地說了一些恭維話。

他是一個老人,身材高,有一條灰色的細辮子,明亮的大眼,眼瞼下有很重的眼袋。他的牙已殘缺而且變色。他過度地瘦,手優美而小,乾枯的像鳥爪。曾有人告訴我他吸食鴉片。他穿著一件黑長衫,戴著一頂小黑帽,二者都已破舊不堪,著一條深灰色的褲子束在踝上。他在觀望,不十 分知道應採取什麼態度,有一種人在戒備時的姿態。現在我從他的風度上感到可靠的鬆弛。他像一個全身端嚴起來等待人家來替他拍照的人,聽見鏡頭遮蔽器一響,才恢復他的自然。他拿他的書給我看。

“我在柏林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他說,“後來我又在牛津讀了一個時期。但英國人對於哲學沒有很大的胃口。” 雖然他把話說得像有點歉意,但顯然他還滿高興說一件大家多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們曾有過一些對於思想界略具影響的哲學家。”我提請他註意。 “休姆和伯克裡?當我在牛津時這兩位哲學家在那兒任教,他們深恐會得罪他們的神學同事。他們不會追求他們的思想的邏輯結果,因為怕危及他們在大學社會里的地位。”

“你曾研究過哲學在美國近代的發展嗎?”我問。
“你是說實用主義?它是那些想相信不可信的事的人的最後避難所。
“我喜歡美國的石油多過美國的哲學。”

繼續還有更多類似的尖酸話。我想毛姆的人物造型是正確的(我曾立誓不用批評家所愛用的陳詞套語,“有知覺力”那個字),他說:“他對於西方哲學的研究,只有助於滿足他所謂智慧只能在儒家經典範圍內找得的那種想法。”

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見辜鴻銘在真光電影院,他的前面坐著一個禿頭的蘇格蘭人。白人在中國到處都受到尊敬,辜鴻銘卻以羞辱白人來表示中國人是優越的。他想點著一支一尺長的中國煙鬥,但火柴已經用完。當他認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一個蘇格蘭人時,他用他的煙鬥及張開的尖細的手指輕

輕地敲擊那個蘇格蘭人的光頭,安靜地說:“請點著它!”那個蘇格蘭人被嚇得非常厲害,不得不按中國的禮貌來做。辜鴻銘可能因為他對立妾制度雋妙的辯護而為中國人所熟知。他說:“你曾看過一個茶壺配四隻茶杯,但你曾否見過一隻茶杯配四個茶壺?”在我們之中也曾傳說如果你想看辜鴻銘,不要到他的住宅,到八大衚衕紅燈區便可以看到他。這不是一個老浪子的姿態,而是一種對某些重要哲學主張的信念。他勸那些無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衚衕,如果他們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可以從那裡的歌女身上,證實中國女性本質的端莊、羞怯及優美。辜鴻銘並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女生已經不會了。

辜鴻銘曾任張之洞的“通譯員”。(張之洞是十九世紀末葉,主張維新的偉大滿洲官吏之一,是使長江一帶不受拳匪擾亂的一個重要角色。)我曾見辜鴻銘,留著薄薄的頭髪,在中央公園獨自散步。有人會以為他是一個走霉運的太監,或者根本沒有住意到他。多麼孤獨驕傲的心啊!雖然如此,但我覺得不配去接近這位精通馬太·安諾德、羅斯金、埃默森、歌德及席勒的專家。盡管當陳友仁(後來在一九二八年擔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和辜鴻銘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聞(一份陳所編的英文日報)大開筆戰的時候,我在聖約翰大學里對他頗為仰慕,辜仍是一個眾所共認的保皇黨及失去的驕傲的支持者,而陳卻是一個革命黨。二者都精於謾罵,而且無懈可擊地精通英文。陳稱辜是江湖術士及抄經文士,而辜卻稱陳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紳士(一個失去國籍,半英國化的印度人),因為陳生於千里達島,說中國話像個外國人。當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剛要結束,我發現辜鴻銘在德國的某些圈子裡很有名氣。他那本小書“Veteidi-gungChinasgegenEuropa”(如果我記得清楚,有一個德國人將他這本書譯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這本書寫於一九一五年,大戰爆發後不久,雖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話來譴責普魯士的軍國主義,但他把大戰首先歸咎於卑劣的英國帝國主義及倫敦的暴民崇拜。他說了一些同情德國人的話,說他們“熱愛公義”,整潔而有秩序,有“道德性格”。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麥王子的偉大仰慕者,所以雖然他在美國是完全籍籍無名,他的話德國人很喜歡聽。

辜鴻銘是一塊硬肉,非軟弱的胃所能消受。對於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滿硬毛的豪豬。但他有深度及卓識,這使人寬恕他許多過失,因為真正有卓識的人是很少的。他不小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它不只是忠實的翻譯它,而是一種創作性的翻譯,一種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哲學瞭解的突然註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與西方觀念的電鍍匠。

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他的儒家書籍的翻譯,好在他對原作的深切瞭解。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那些外國的漢學家譯得很糟,中國人自己卻忽略了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難的。觀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關系只用句子的構造來表示,沒有字尾變化,且沒有常用的連接詞及冠詞,有時更沒有主詞。因此中國哲學的“源頭”,直到今天,仍被覆蓋在似霧的黃昏中。結果使劍橋大學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得以說孔子可能只是一個好吹牛、平凡、陳腐的三家村老學究。在哲學觀念上翻譯的陷阱是很大的。仁的真意(benevolence? mercy? humanity?mandood?),義的真意(justice? right? righteousness?),禮的真意(ritualism? courtesy? goodform? social order?),甚至還未被人瞭解。

談到這里大家請寬恕我介紹一段經過翻譯的迂迴累贅的話。它是採自詹姆士·來茲的儒家經典的譯本,已被編入為麥克思·繆勒所編輯的“遠東的聖書”中。來茲作了一次對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種真正的外國往古氣氛,比意義更是顯明忠實的標志。孟子所說的在中文剛好是十二個字,當軍隊列陣拿著利矛堅盾攻襲敵人城堡的時候,“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The weather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terrain, and the terrain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army morale.)如果有人寧願逐字直譯,那就可把它譯為“Sky-times not so good as ground-situation;ground-situation not so good as human harmony.”。對於任何中國孩子“sky-times”是指天氣而不能作別解:“ground-situation”是指地勢而“human harmony”是指士氣。但按照來茲所譯,則孟子是說 “Opportunities of time(vouch saved by) Heaven are not equal to,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the Earth,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re not equal to (the union arising from) the accord of Men.”(天所惠賜的時間上的機會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勢上的好處;而地所提供的形勢上的好處不如人的團結一致。)

辜鴻銘的翻譯卻永遠站得住,因為它們來自對兩種文字的精通,以及對於它們較深奧意義的瞭解,是意義與表達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鴻銘的翻譯是真正的天啟。

受過馬太·安諾德、喀萊爾、羅斯金、埃默森、歌德,及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鴻銘自信在他之前,沒有人能像他這樣瞭解儒家。他的中心觀念是繞著雅與俗的問題轉。雅是意指孔子對於君子的理想;而俗,用羅斯金的話來說,簡單地是“身體與靈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覺。使他的治與亂的辯論成為有效是由於白人帝國主義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國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當然包括某些基督教的傳教士在內)又武斷地說“中國是信邪教的”,他們有開化他們文化使命的現象,這種情形特別是在拳匪之亂以後特別明顯。用“門戶開放”的名義,公然搶奪中國土地而伴以他所謂“英國的蕪詞濫調”來談及文化,當白人在“北中國每日新聞”辱罵皇太後的時候,辜鴻銘大大地被激怒。他狂猛地踢擊他所謂“偽善的英帝國主義”,攻擊那些迎合倫敦人經商、攫取錢財及“暴民崇拜”的天性,更評擊英皇帝“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說他們集豎子、小人於一身,他們的靈魂十分需要拯救。這是充滿了激動及報復心在內的國家主義,加上一種忠心來擁護帝制反對民主的偏見。(喀萊爾的影響)

對於辜鴻銘,拳亂是人民之聲。這些議論在他一九○一年出版的“總督衙門來書”一書中表露出來。此時他從迷惑中覺醒,正處於最苛刻、最嚴厲的狀態。當然,拳亂是由傳教士、鴉片,及戰艦等三項因素所引起,才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必須記得因為殺害一個傳教士,中國要償付威廉大帝以青島港口及山東全省的鐵路建築權。白色帝國主義是無約束的。當中國的統一受威脅時,辜鴻銘只是用全力來批評及攻擊英國暴民崇拜的宗教及該撒的殖民政策。他著“近代傳教與新近動亂之關系”一書,聲音喊得天般高。“總督衙門來書”包含了一篇最長的文章——“中國問題的新近紀錄”(初在橫濱日本郵報發表)。這篇文章已證明對英、法、德、美等國的文化及其衰頹作了一次歷史性的考驗,他的聲音是尖銳的:他的靈魂中沒有和藹,充滿了烈酒般的諷刺。下麵這一段話,是對在中國的英國人輕微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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