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弱點 - 狂妄與偏執如何威脅中國的未來

September 07, 2022

Xi

轉載自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務雜誌

蔡霞 (蔡霞1998年至2012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不久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在高歌猛進:他在中共內部鞏固了權力,將自己的官方地位與中共標志性領導人毛澤東並駕齊驅,他取消了主席任期限制,可終生領導中國。在國內,他自詡減少貧困獲得了長足進展;在國外,他聲稱把中國的國際聲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假如為了民族復興,習近平的強人策略或許還是能接受的代價。

表面上看,習近平仍然很有信心。在2021年1月的演講中,他宣稱中國“勢不可擋”。但在幕後,他的權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習近平摒棄中國長期以來的集體領導傳統,營造讓人聯想到圍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從而激怒了許多黨內人士。與此同時,一系列政策失誤甚至讓他的支持者大失所望。習近平對經濟改革倒行逆施,對新冠病毒大流行應對無能,摧毀了他在普通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在私下,中共精英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

我曾有機會長期近距離觀察中共的宮廷內鬥, 在中央黨校任教的15年期間,我幫助培訓了數千名在中國官僚機構任職的中共高乾。在任教期間,我就黨建問題給中共最高領導層做過諮詢建議,2012年退休後我繼續這樣做, 2020年,在我批評習近平後,我被開除黨籍、被剝奪退休金福利,並被警告我的安全堪憂、處境危險。我現在流亡美國,但仍與中國的許多關係保持著聯繫。

在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預計將獲得第三個五年任期, 儘管一些黨內精英對習近平越來越不滿,意味著他爭取連任不會完全沒有爭議,但習很可能會成功,而這種成功將在未來導致更多動蕩。在獲得史無前例的額外任期的鼓舞下,習近平可能會在國內進一步收緊控制,並在國際上提升他的野心, 隨著習的統治方式越來越極端,他所引發的內訌和積怨只會越來越強烈, 黨內各派系之間的競爭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激烈、更復雜和殘酷。

到那時,中國可能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即習近平採取更大膽的行動來對被意識到的威脅做出反應,而這導致更多的反擊。被困在這種惡性循環中絕望地尋求救贖,他甚至可能會採納災難性的鋌而走險建議,如攻擊台灣。習近平很可能會毀掉中國過去40年所獲得的成績——穩定的具有領導力的良好國際聲譽。事實上,他已經這樣做了。

中國黑手黨
在許多方面,中共自1949年奪取政權以來幾乎沒有改變。一如既往,這個黨對中國實行絕對控制,包括統馭軍隊、掌控行政部門以及橡皮圖章式的立法機構。進一步,黨內的各級組織對政治局常委會——中國的最高決策機構——負責。政治局常委由五到九名政治局委員組成,由黨的總書記領導,這是中國的最高領導者。2012年以來,這個人就是習近平。

常委會如何運作的詳細情況是嚴格保密的,然而眾所周知,許多決定是通過在涉及重大政策問題的上報材料傳閱“畫圈”來做出的,常委們在這些“文件”的空白處寫上評論意見。這些“文件”通常由部委和其他黨黨政機關“一把手”以及一流大學及智庫的專家撰寫。“文件”在常委之間被傳閱,是文件撰寫者的殊榮,也是他所在單位的“政績”。我任教期間,中央黨校要求我們每月要上報這樣的文字材料。上報的材料如果獲准在常委之間傳閱,作者則被獎勵相當於1萬人民幣的獎金——當時超過教授一個月的薪水。

中共體制另一個持續不變的特點是:人脈至關重要。一個人若要在黨內升遷,那麼,他的個人關係,包括其家庭聲譽及黨內派系,往往與能力和意識形態表現一樣重要。

毫無疑問,習近平的職業生涯也是如此。雖然中國的輿論宣傳以及許多西方分析家認為習是靠才華崛起的,但事實恰恰相反。習近平從他父親習仲勛的關系中受益匪淺,後者是一位具有無可挑剔的革命資歷的中共領導人,曾在毛澤東時期短暫地擔任過宣傳部長。1980年代初,習近平在河北省北部擔任縣委書記時,他的母親給河北省委書記高揚寫了一個信,請他關照習近平的仕途。然而,高揚最終在省委常委會議上披露了該信的內容。這信的爆光令習家非常尷尬,因為它違反了中共新頒發的反對幹部尋求特權的制度規定。(習近平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2009 年高揚去世,他直接拒絕參加高揚的葬禮;鑒於兩人都曾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此舉違反了慣例。)這樣的尋求特殊幫助的醜聞或許會毀掉其他一般幹部的仕途,但習近平的人脈卻拯救了他:福建省委書記的父親一直是習近平父親的密友,於是兩個家族安排了罕見的把習近平重新分配到福建省的調動。

在那裡,習近平的仕途仍然一籌莫展。1988年,在一次地方選舉中,習競選當地的常務副市長落選,之後他被提升為一個地區的黨委書記。然而,習近平在那裡表現平庸,導致仕途萎靡不進。在中共官場,從地廳級到省部級是一個主要的“關口”,多年來習一直無法跨越。但是家庭關係再一次介入了。1992年,在習的母親向福建新任省委書記賈慶林作了懇請後,習被調到省會。從那時起,他的職業生涯起飛了。

下級幹部都知道,要攀援中共官場階梯,就必須找個上司靠山, 這對習近平來說相當容易,因為許多黨的領導人都非常尊重他的父親。習近平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導師耿彪,曾經是高級外交官和軍事將領,他曾為習近平的父親工作過, 1979年,他讓年輕的習近平擔任自己的秘書。習近平從政的早期就需要這種關照,幾十年下來產生了連鎖性的效應。中共高官各自都有自己的“系譜”(lineages),內部人士稱之為“恩庇”群體(“XXX”條線上的),相當於中共內部事實上的派別。其實,中共內部那些被表述為意識形態和政策辯論的爭端往往並不復雜,說到底不過是各個“系譜”之間的權力鬥爭。這樣的一個系統導致個人化的效忠關系盤根錯節、錯綜復雜。倘若某人的“靠山”失勢了,結果意味著他在官場變成孤兒。

局外人發現這一點,即把中共更多地作為一個黑手黨組織而不是一個政黨去考慮,會很有幫助。黨的最高領袖是黑幫老大,下面坐著黑幫兄弟,即所謂常務委員會,常委們依慣例分割權力,每個人負責各自的領地——外交政策、經濟、人事、反腐敗等等。他們還應當作為黑幫老大的咨議員服務於老大,就他們各自負責的領域向老大獻計獻策。常委之外還有其他18名政治局委員,他們可以被看作黑幫頭目,負責執行習近平的指令,消除種種威脅隱患,以圖博得老大的青睞。他們的地位意味著特權,亦即在他們認為合適的時候自肥,沒收財產、吞併企業,而不必受懲罰。和黑手黨一樣,中共慣於使用不客氣的直接手段來得到它想要的東西:賄賂、勒索,甚至暴力。

共用是福
儘管自共產主義中國成立以來,以個人關係為基礎的權力和有靈活性的正式規則依然保持不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一件事發生了變化:即權力集中於一人的程度。從1960 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對一切事務擁有了絕對的控制權和最終決定權,即便毛只是偶爾行使該權力,即便按照官方說法毛在地位平等的領導人中僅僅只是排名第一。而當鄧小平在1978 年成為中國事實上的領導人時,他削除了毛澤東的個人終身獨裁制。

鄧小平限定了中國國家主席兩個五年的任期制,並建立了集體領導模式,讓其他官員——首先是胡耀邦然後是趙紫陽——擔任黨的總書記,雖然他在幕後大權在握。1987年,中共決定改革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的遴選過程,名義上黨的監督和從中選擇政治局成員的機構。共產黨首次提出要讓候選人數量要超過當選席位——這算不上是民主選舉,卻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一步。即便有鄧的支持也不能保證成功獲選;例如,鄧小平曾承諾提拔毛派思想家鄧立群入政治局,但後者因未獲得足夠的選票而被迫退出政治生活。(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中央委員會選舉時,習近平勉強過關,在所有當選的中央候補委員中得票最少,這反映出黨內普遍反感“太子黨”的現象,亦即中共高乾子女靠裙帶關係而非能力崛起政壇。)

為尋求避免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重演——那時毛主義的宣傳曾達到登峰造極——鄧小平也試圖防範形成對任何領導人的個人崇拜。早在1978年,一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官員,他是我家關係親密的好朋友,在學校組織的一次去北京郊區參觀養豬場的活動中,他注意到華國鋒在此地視察時使用的物品——熱水瓶、茶杯等——竟然被陳列在玻璃櫃中,仿佛是一個宗教聖壇。我的朋友寫信給華國峰,批評個人崇拜,華就把這個陳列撤掉了。1982年,中共領導層甚至在黨章中寫入禁止搞個人崇拜的條款,他們認為這是獨特的危險。

鄧小平分權的意願僅僅到此為止;當胡耀邦、趙紫陽被認為在政治上過於自由化時,鄧先後將他們趕下臺。然而,鄧的繼任者江澤民進一步深化政治改革。江將他的顧問團隊制度化,使其更像是一個行政辦公室。他向常委員全體成員徵求意見,以其多數票作出決定,並廣泛分發演講稿(徵求意見)。江還通過提高候選人與入選席位的比例,使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更具競爭性,乃至連太子黨,包括鄧小平的一個兒子,也會輸掉選舉。

2002年,胡錦濤接替江澤民後,中國進一步走向集體領導。胡錦濤以九位常委的“一致同意”來執政,眾所周知常委會被人們稱為“九龍治水”。但這種“平等”主義做法也有不利之處。只要有一個成員不同意,常委會就無法做出任何決定,這加劇了胡錦濤作為軟弱的領導人無法剋服僵局的印象。將近十年,鄧小平開啟的經濟改革陷於停滯。但也有好處,因為需要一致同意,從而防止了輕率作出決策。例如,胡錦濤上任第一年,SARS 在中國爆發,胡慎重處理 SARS 疫情,撤職了掩蓋疫情的衛生部長,並鼓勵幹部如實報告 SARS 傳染的情況。

胡錦濤還試圖擴大使用任期限制。儘管胡錦濤在試圖設立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任期制時遭遇阻力,但他確實設法在省部級以下(含省部級)建立了任期制。更為成功的是,胡錦濤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式:政治局委員要先經過中共高層的黨員投票選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通過這種準民主制度,習近平升到了權力的頂點。2007年,在中央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中共400多位高層領導人齊聚北京,以投票的方式,從200名部長級官員的名單中推薦組成政治局成員的25人。習近平得票最多。我懷疑,決定因素不是習作為浙江省委書記與上海市委書記的政績,而是投票人對他父親的尊重,以及來自於黨退位的老領導人的支持和壓力。在五年後的一次類似的投票測評中,習近平得票最多;在即將離任領導人的一致意見下,習被提拔到權力金字塔的頂端。他迅速著手消除中共幾十年來在集體領導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孤家寡人黨
當習近平上臺時,西方許多人稱贊他是中國的戈巴契夫。有些人甚至認為,像蘇聯的最終領導人一樣,習近平會進行激進的改革,解除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並使政治制度民主化。當然,結果證明這是幻想。恰恰相反,習近平作為毛澤東的忠實學生,渴望像毛一樣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記,遂著手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力。恰恰是因為之前的改革未能對黨的領導人進行真正的制衡,習取得了成功。現在,就像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再次上演獨角戲。

習近平鞏固權力的步驟之一是,解決他所謂的意識形態危機。習近平表示,網際網路對中共構成生存威脅,已經讓中共失去了對人民思想的控制。因此,習近平鎮壓博客作者和網上活躍人士、審查異議,並加強中國的“防火牆”、限制訪問外國網站,其結果是扼殺了一個新生的公民社會,並消除了能對習近平有所制約的公眾輿論。

他採取的另一個步驟是發起反腐運動,稱其為拯救黨免於自我毀滅的一項使命。由於腐敗在中國很普遍,幾乎每個官員都是潛在目標,這使習近平能夠利用這場運動進行政治清洗。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12月至2021年6月,中共共查處393名省部級以上幹部;這些部往往被當作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培養提拔;此外,63.1萬名負責在基層執行黨的政策的處級幹部被懲處。在整肅行動中,一些被習近平視為威脅的最有權勢的官員遭到逮捕,包括前政治局常委、中國安全機構負責人周永康,以及被視為習近平競爭對手、潛在繼任者的政治局委員孫政才。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幫助習近平崛起的人沒有被觸及,比如1990年代福建省委書記、最終成為常委的賈慶林,他在習近平權力攀升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儘管有理由相信賈慶林及其家人極度腐敗——據從一家律師事務所洩漏的巴拿馬文件透露,賈的孫女和女婿擁有數家秘密離岸公司——然而賈家在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中安然無事。

習近平的策略並不含蓄微妙。我從一位黨內知情人士那裡得知,2014 年左右,習的手下登門拜訪一位公開批評過習近平的高官,威脅他說,如果不停止就要對他進行腐敗調查。 (他閉嘴了。)習的下屬在追捕他們政治清洗的對象時,經常向官員的家人和助手施壓。我在中央黨校讀博士研究生時就認識的前遼寧省委書記王珉,2016年被捕,就是根據他的司機的供詞;供詞稱王在轎車裏曾向另一位乘客抱怨升職被忽略。王珉後被判處無期徒刑,罪名之一是抵制習近平的領導。

一旦將對手趕出重要崗位,習近平就安插自己的人。習近平在黨內的派系被稱為“之江新軍”(浙江幫)。這個團體由習在擔任福建省和浙江省領導人期間的屬下組成,並囊括習的大學同學和中學舊友等。自從掌權以來,習近平迅速提拔他的追隨者,而往往超出了他們的勝任能力。他在清華大學時的室友陳希被任命為中共組織部部長,這個職位必須由政治局委員兼任,並有權決定幹部升遷。然而,陳希完全沒有相關資歷:他的五位前任都有地方黨務經驗,而他的職業生涯幾乎僅限於清華大學。

被習近平取消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是“黨政分開”,這項改革旨在削弱強調意識形態控制的黨務系統幹部的權力,降低他們對政府機構的技術官僚和管理決策的乾預程度。為了使官僚體系專業化,鄧小平和他的繼任者們試圖將政府行政擺脫黨務系統的過度干涉,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習近平開倒車,成立了大約40個臨時性質的“小組”,凌駕於政府機構之上並直接插手政府職能機構的事務。例如,與他的前任不同,習有自己的團隊來處理南海問題,繞過外交部和國家海洋局。

這些“小組”的作用是從中國政府首腦李克強總理手中奪走大部分權力,並將李的搭檔地位降低為助手一級。這種變化可以從李在公開場合的舉止中看出。李的兩個前任朱鎔基和溫家寶分別與江胡並肩而立,李則知道要與習保持距離,似乎是在強調各自權力的差異。此外,過去官方通訊和官方媒體都提到“江朱體制”和“胡溫體制”,但今天幾乎沒有人談論“習李體制”。在中國,黨和政府之間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矛盾——內部人士稱之為中南海的“南院”和“北院”之爭;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習堅持讓每個人都他視為最高權威,加劇了這一緊張關系。

習近平還改變了常委會的運作方式。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第一次:每個政治局委員甚至常委,都必須通過定期向習近平提交報告,以表示向黨中央匯報工作,並且習近平親自點評他們的工作表現。曾經的常委之間的友情及平等相處一去不復返了。北京的一位前官員告訴我,作為七常委之一的王岐山——是國家副主席和習的長期盟友——曾向朋友抱怨,習和其他常委的關係已是“君臣關係”。

最厚顏無恥的改變是,習近平取消了中國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一如江澤民以後的每一位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同時擔任著三個職務: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雖然兩個五年的任期限制僅適用於這三個職位中的第一個,但從胡以來就形成共識,即兩個五年任期制也適用於其他兩個職位,如此才有可能讓一個人同時擔任三個職位。

但在2018年,應習近平的要求,中國立法機關修改了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制。而且理由很可笑:官方公然稱這是為了使國家主席職位與黨和軍隊的職位保持一致,儘管顯而易見的改革應該是,增加對另外兩個職位的任期限制。

再來看個人崇拜。儘管黨章中仍然明確寫著“禁止個人崇拜”的條文,但習近平和他的副手們要求對最高領袖保持自毛以後未曾見過的高度忠誠和敬仰。2016 年至今,自從習近平被稱為黨的“領導核心”(前任胡錦濤沒有的頭銜)以來,在官方的人物照中,習近平位居其他常委成員之前。而習的肖像也效仿毛澤東,在政府機關、學校、宗教場所及家庭中到處懸掛。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道,習近平的屬下提議,將清華大學——習的母校、中國頂尖學府——改名為習近平大學。他們甚至主張,將習近平肖像掛在天安門與毛像並列。盡管這兩個提議都不了了之,但在2017年,習近平還是設法將習近平思想載入黨章,成為繼毛澤東之後唯一一位在任期內將自己的意識形態載入黨章的領導人,次年又載入國家憲法。2017年,官方新華社發表長文,給習近平冠以七個朝鮮式的新頭銜,讓習的前任們無地自容:“開創性領導人”、“造福於人民的勤奮工作者”、“新時代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等,不一而足。

在黨內,習家軍正在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擁戴習繼續掌權以完成他開啟的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伴隨他們的強勢作為,他們的信息也被不斷簡化。今年4月,廣西自治區黨委書記提出了一個新口號:“永遠擁戴領袖、捍衛領袖、追隨領導”。模仿毛澤東“小紅皮書”的樣子,他們還發行了袖珍習語錄集,要求民眾背誦習語錄的內容等。習近平似乎不僅要做黨的偉大領袖,而且要當現代皇帝。

皇帝沒穿衣服
一般而言,一個政治體係越是以一個領袖為中心,這個領袖的缺陷和特點就越是舉足輕重。就習近平而言,這個領袖虛榮,固執,獨裁。

其實,習的這些品質在他掌權之前就已經暴露無遺了。2008年,習近平成為中央黨校校長,當時我在那裡任教。在次年的一次教職工會議上,中央黨校的二號領導傳達了習近平對教師們的一項威脅:“絕不允許有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意思是拿著政府的工資卻私底下批評其制度。習近平的荒謬觀念——是共產黨而不是中國納稅人養著國家——令我感到憤怒,我在座位上反唇相譏。我大聲說:“共產黨吃誰的飯?共產黨吃人民的飯,天天砸他們的鍋。”沒有人舉報我,我的教師同事們同意我的看法。

習近平一旦掌權,就再也不能容忍批評意見。習近平慣於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不討論制定政策,而是動輒發表冗長的講話。根據官方數據,2012 年 11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間,習召集了 80 次政治局的“集體學習”,在會上就“學習”的特定主題進行長篇大論的講話。他拒絕下屬任何他認為會讓他難堪的建議,據王岐山(王是核心圈子人物、習第一任時出任中共中央常委)友人透露,王岐山曾建議習把對黨內要求的“八項規定”改名為正式的黨內制度。但即便這是相當諂媚的建議,也被習認為是某種冒犯,因為這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習因此當場斥責了王。

不僅如此,習近平還是一個瑣碎的管理者。正如許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樣,他扮演著“掌管一切”的角色。例如,2014年,他就環保問題下達了17次指令——事無巨細的干預顯示出明顯的偏執。鄧、江、胡都認識到,管理一個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必須兼顧地方事務的復雜性。他們強調,各級幹部要聽從黨中央的指示,但也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這種靈活性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為它為地方官員提供了創新空間。但習近平卻堅持他的指示要一字不差地被貫徹。我知道的是,一位縣委書記在 2014 年根據實際情況,試圖為中央的“八項規定”制定具體的執行規則,因為“招商引資”需要請客吃飯。然而,習得知這個創新嘗試後大發雷霆,指責這個縣委書記“妄議黨中央”——這項嚴重指控後來被寫入黨的紀律條例中,情節嚴重者可開除出黨。

中共有一個可追溯到毛時期的悠久傳統,即幹部可以寫信給最高領導人,提出建議甚至批評。然而,習近平上任後不久,那些嘗試這樣做的人得到了反面教訓。 2017年左右,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前國家主席的女婿劉亞洲寫信給習近平,建議調整新疆政策,停止關押維吾爾少數族裔民眾。他被警告不要再妄議習近平的政策。習近平拒不接受他人建議,杜絕了一個自我糾錯的重要渠道。

為什麼習近平與他的前任們截然不同,對別人的建議如此排斥?我認為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習有自卑情結。與其他中共高層領導人相比,習自知自己的教育程度很低。盡管曾在清華大學念化學工程,但習是“工農兵”學員之一,亦即1970年代根據政治可靠、階級出身而非學術成績被大學錄取的學生。相比之下,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是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被大學錄取的。2002年,當習是省級幹部時,他在清華大學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博士學位,但正如英國記者邁克爾·謝里丹所證明的,習的論文充斥涉嫌抄襲的例子。據我在中央黨校期間瞭解,高級官員經常將課業分配給秘書完成,而他們的教授則對此視而不見。事實上,當時習近平本應自己完成論文,但是他因擔任福建省省長而忙於工作。

錯誤先生
在任何政治體系中,不受約束的權力都是危險的。脫離現實、沒有集體意見的束縛,領導者就會輕率行事,而實施的政策往往不明智或不受歡迎,或兩者兼具。毫不奇怪,習近平要“掌控一切”的統治風格導致他做出諸多災難性的決定。其間的共同點在於,沒有能力把握指令的實際後果。

先來看外交政策:習近平摒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決定直接挑戰美國,追求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就是為什麼他對外展開冒險性和攻擊性的行為,包括南海軍事化、威脅台灣、鼓勵他的外交官採用一種粗暴的外交政策風格,被稱為“戰狼”外交。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進一步疏遠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隨著各國厭煩了與之相關的債務和腐敗,習近平的“一帶一路”面臨著越來越大的阻力。

同樣的,習近平的經濟政策適得其反。開啟市場化改革是中共標誌性成就之一,它使數億中國人擺脫貧困。然而,習近平上臺後,將民營經濟視為統治威脅,復僻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他加強國有企業,在民營企業建立黨組織來指導企業經營。他以打擊腐敗和實施反壟斷法為幌子,掠奪私營公司和民營企業家的資產。過去幾年,中國一些最具活力的企業,包括安邦保險集團和海航集團,實際上已被迫將業務控制權移交給國家。其他一些企業,如騰訊集團和電子商務巨頭阿裡巴巴,在新法規、調查和罰款的組合打壓下被迫屈服。2020年,大午農牧集團所有者、億萬富翁孫大午因公開批評習近平鎮壓維權律師而被誣告和逮捕,很快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他的企業在一次虛假拍賣中被賣給一家倉促成立的國有企業,收購價格只是原企業真實價值的零頭。

如所預期,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放緩,分析人士大多認為,未來幾年的增長速度會更慢。盡管有多重因素在起作用——包括美國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制裁、烏克蘭戰爭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等——但根本問題是中共對經濟的干預。政府不斷插手民營企業以實現政治目標的做法,早已被證明是生產率的毒藥。許多中國企業家生活在企業被沒收、自己被拘押的恐懼中,幾乎不再考慮投資創新。今年 4 月,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惡化,習近平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公佈他對中國經濟困境的補救措施,包括退稅、減費、基礎設施投資、貨幣寬鬆等若干組合措施。但是,正因為這些舉措不能解決國家過度乾預經濟這一根本問題,所以註定要失敗。

就習近平的控制欲而言,沒有哪件事比他對新冠病毒的反應更具有災難性。當這種疾病於 2019 年 12 月在武漢市首次傳播時,習近平對公眾隱瞞相關信息,以維護繁榮中國的形象。與此同時,地方官員被癱瘓了。正如武漢市市長周先旺一個月後在國家電視臺上承認的那樣,未經上級批准,他無法公開披露疫情。當八名勇敢的醫護人員吹哨(揭露)疫情時,政府拘留了他們、強迫他們沉默。八人之一事後透露,他被迫簽署虛假供詞。

此外,習近平的瑣細管理偏好大大妨礙了對新冠大流行的反應。習近平不是讓政府的衛生團隊來制定政策實施細節,而是堅持由他本人親自來協調全中國的行動。後來,習近平自詡“親自指揮、謀劃應對、統攬全局、果斷行動、指明前進方向”。如果這是真的,那麼結果不會更好。事實上,他的干預導致一系列混亂和不作為;當地衛生官員收到北京的混亂信息,手足無措而拒絕採取行動。據我從國務院(中國最高行政當局)的消息人士處獲悉,李克強總理提議在 2020 年 1 月上旬啟動應急響應機制,但習近平因擔心妨礙正在進行的春節慶祝活動籌備而拒絕批准。

2022年2月,當 Omicron 病毒變異株在上海肆虐時,習近平再次選擇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應對方式。我從國務院的一位人士那裡瞭解到一些決策過程的細節:上海疫情爆發不久,舉行了一次有約60名流行病專家參加的在線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如果上海嚴格按照最新公佈的官方指導方針包括放寬隔離要求,那麼,這座城市的生活就可以大致照常進行。上海市黨政系統及衛生系統很多官員都支持這種做法。然而,習聞言大怒。他拒絕聽取專家意見,堅持強制執行他的“清零”政策。上海數以千萬計的居民被禁止外出,即使是去購買食品、尋求救命的醫療服務也不允許。有的人死在醫院門口,更有人從公寓樓跳樓身亡。

就這樣,上海這座現代的繁榮城市變成人道主義災難地,人們忍飢挨餓,嬰兒與父母被拆散。倘若領導人更開放地接受影響性的意見或被更有力的制衡,似乎不太可能實施如此嚴厲的政策;抑或一旦成本和民怨變得顯而易見,起碼會改弦易轍。但對習近平來說,收回成命就好像是承認錯誤,絕無可能。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中共領導層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正如毛澤東所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向來如此。”個人關係是這些派系的主要組織原則,而這些派系群體傾向於把他們自己排列在從左到右的譜繫上。換句話說,雖然中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為個人化的派系,但在國家的政策方向上確實存在著不同,而每個派系都傾向於把它自己與老祖宗的思想聯系起來。

譜系左邊(左派)是那些致力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人士;左派在鄧時代以前占主導地位,主張繼續進行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左派目前囊括以毛澤東命名的諸多子派系、還有已故的陳雲(鄧小平時第二號權勢領導人)、薄熙來(習近平上臺前被邊緣化並被監禁的前政治局委員)以及習近平本人。在基層,左派還包括少數政治上無能為力的馬克思主義大學生隊伍,以及因鄧小平改革而下崗的工人。

譜系中間(中間派)以鄧小平的政治後裔為主。因為今天的幹部大多是在鄧時期培養出來的,所以中間派是主導中共官僚體系的派系。中間派支持全面的經濟改革和有限的政治改革,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確保黨的永久統治。中間派還包括退休的江澤民和曾慶紅(前國家副主席)的團體,以及一個名為“團派”的團體,由前中共領導人胡錦濤、現任總理李克強的支持者組成。

最後是譜系右邊的右派。右派在中國語彙中指主張市場經濟和溫和權威主義(乃至主張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者。我屬於這個陣營,在三個陣營中實力最弱。右派囊括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追隨者,胡趙是鄧小平之下的中共領導人。或許可以說,右派還包括在2003至2013年間擔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溫至今仍具有影響力。在2010年的一次採訪中,他被問及政治改革問題,溫家寶回答說:“我不會屈服,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習近平面臨來自上述左中右三個派別日益增多的反對。左派雖然最初支持他的政策,但現在認為他在重振毛澤東的政策方面做得不夠,其中有些人在他鎮壓勞工運動後對其幻想破滅。中間派不滿於習近平對開經濟改革開倒車。右派則完全被噤聲,習近平取締了哪怕是最輕微的政治辯論。

派系分歧在政治局常委中可見一斑。其中常委成員韓正被廣泛認為是江派成員。尤其是,李克強與習近平似有分歧,而官員之間的爭吵正在進入公眾視野。長期以來,李克強一直在悄悄抵制習近平的清零政策,強調需要企業重新開工和保護經濟發展。今年5 月,李克強在一次在線會議上對 10 萬名乾部表示經濟狀況比預期更糟糕,而習近平的盟友隨即發起反擊。他們透過新華社為習辯護,稱“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一定會更加光明。”作為抵制習近平疫情政策的象徵,李和他的隨行人員拒絕戴口罩。4月,李克強在南昌市的一次演講時,李的助手要求與會者摘下口罩。截至目前,李克強一直忍讓習的專橫跋扈,迫不得已默許習繼續清零政策。或許,他不久就會達到忍讓的臨界點。

在官僚機構中,精英階層的憤慨正向下擴散。在習近平上任初期,隨著他展開權力“洗牌”,官僚機構中的許多人日益不滿和失望。但他們的抵抗是被動的,表現為不作為。許多地方乾部請病假,或找藉口拖延習的反腐行動。 2021年底,中共中央紀委公佈,當年1至10月,共查處“貫徹落實習近平和中央重要指示精神不力”案件24.7萬件。在上海封城期間,抵抗變得更加公開。在社交媒體上,地方官員公開批評清零政策。 今年4月,上海三林鎮居委會成員集體辭職,並在公開信中抱怨他們被關在辦公室24天,無法與家人見面。

尤其令習近平不安的是,精英們的不滿情緒正在向公眾蔓延。在一個威權國家,不可能準確地衡量民意,但習近平嚴厲的清零措施很可能讓大多數中國人失去對習的好感。早在2020年2月,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就發出異議的聲音,他稱習是應對疫情不力的“小醜”。(經過一天庭審,任被判處 18 年有期徒刑。)中國社媒平臺上充斥著普通民眾懇求習近平結束清零政策的視頻。 今年5月,一個自稱“上海自救自治委員會”的團體在網上發布了一份宣言,題為“不要做奴隸——自救”。該文件呼籲上海市居民與封城作鬥爭,並組建自治機構互相幫助。在社交媒體上,一些中國人不無諷刺地提出,抗擊疫情最有效的辦法是盡快召開二十大,以阻止習近平繼續執政。

盡管習近平聲稱消除了貧困,但大多數中國人仍在艱難度日,入不敷出。正如李克強在2020年所透露的,中國仍有6億人(約占其人口的 40%)月收入勉強達到1000人民幣。根據香港《南華早報》獲得的數據,在 2021 年1至11月期間,約有440萬家小企業倒閉,是同期新註冊公司數量的三倍多。面對金融危機,地方政府被迫削減政府工資、包括教師工資,有的高達 50%。地方政府很可能會尋找新辦法,從民營企業和普通公民那裡掠奪財富,從而製造更多的經濟苦難。

經過40年的開放,大多數中國人不想回到毛澤東時代。在中共精英內部,許多人對習近平打破傳統的權力分配規則不滿,並認為他的魯莽政策正在危及黨的未來。結果是,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以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不僅要面臨內部異議,而且要面臨民眾的強烈反對、以及社會動蕩的真正風險。

再來五年?
心懷不滿是一回事,訴諸行動是另一回事。中共高層人士知道他們會被指控腐敗,因此他們不敢與習近平作對。而高科技監控被認為如此普遍,以至於包括退休的國家領導人在內的黨內精英,都不敢在官方活動之外相互交流,即使是日常事務。就公眾而言,他們保持沉默,因為受到審查、監視、以及害怕被抓捕。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的反對者專註於使他出局的合法途徑:在即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拒絕他連任第三個任期。

或許是感覺到了日益嚴重的失望感,習近平盡其所能地讓競爭環境對他有利。當然,最重要的投票者是他的常委同僚,他們最終對習的去留具有最大的發言權,部分原因是他們對中國立法機構成員的掌控。習近平很可能已盡最大努力確保常委會成員的支持,從承諾他們繼續掌權到不對他們的家人進行調查等。

幾乎同樣重要的是軍隊,因為拒絕習近平的連任可能需要將軍們的支持。宣傳人員經常強調“黨指揮槍”,但中國領導人知道,實際上總是“槍押著黨”。盡管習近平多年來一直有步驟地提拔自己的人來充實將軍群體,但從軍隊將領的言論看,在對習近平個人忠誠和對黨的中央軍委這個機構忠誠之間,他們搖擺不定。(習近平掌握軍權。)

有跡象顯示,在軍隊將領中仍然存在著反對者。去年12月,我從中國的幾位聯系人那裡得知,因批評習的維吾爾政策而受到習近平指責的劉亞洲將軍與他的弟弟同時“失聯”了,他弟弟也是將軍,兄弟倆的房子都被搜查。這一消息在軍方引起震動,因為作為前國家主席的女婿,劉亞洲通常被認為是不可觸動的。習近平通過拘留劉亞洲兄弟倆,向太子黨及軍隊高層發出了迄今為止最強烈的警告:他們必須站隊。

此外,習近平加強了錶面上的反腐運動。2022年上半年,共查處省部級以上乾部21人(含省部級),廳局級乾部1237人。其中,中國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一直受到特別關註。今年 1 月,中國國家電視台播出了孫立軍的供詞,孫曾是中國公安部副部長,被指控犯有腐敗罪,面臨被處決的可能。根據中共中央紀檢委的說法,孫的罪過是“成夥作勢控制要害部門”、“政治野心極度膨脹”以及“政治品質極為惡劣”。 3月,孫立軍的上司、中共中央委員、中國司法部長傅政華也被控貪污,並被免職和開除黨籍。信號很明確:要麼忠順要麼垮臺。

習近平為進一步保證他能連任第三個任期,對退休的中共乾部發出含蓄的威脅。長期以來,中共大佬在中國政治中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例如,在 1989 年,正是退位大佬把趙紫陽拉下馬的。今年1月,習近平劍指這一群體,宣佈政府將通過對各地工作“倒查20年”來“清理系統性腐敗,消除隱患”。 5月,中共收緊了對離退休乾部的指導原則,警告他們“不得公開妄議黨中央的大政方針,不得散佈負面政治言論,不得參加非法社會組織的活動,不得利用原有的權威、地位及影響為自己和他人謀取利益,堅決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思想。”

更進一步,習近平努力確保出席中共二十大的2300名代表的支持,其中三分之二是各地的高級官員,三分之一是在基層工作的普通黨員。依據對習近平的忠誠度,與會代表經過了仔細篩選。為了防範在大會上出意外,出台禁止“非組織活動”的禁令,以禁止代表們在省代表團的正式小組會議之外串聯,限制代表們組織反對特定政策及領導人的能力。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的幾個月里,中共內部的暗鬥可能會愈演愈烈。習近平可能下令逮捕更多高級官員、進行更多審判,而習的批評者也會泄露更多信息、散佈更多謠言。與西方分析家的一般推測相反,習的第三個任期尚未板上釘釘。日益增多的反習人士可以成功地將他趕下臺,只要他們能夠說服多數常委;習已經失去了中共基層黨員的支持;或者他們能夠說服黨的大佬們進行乾預。一旦經濟危機、社會動蕩加劇,即使是最堅定的盟友也會起來反對習;不能說完全沒有這種可能。盡管如此,今年秋天最可能的結果是,習通過操縱程式、恐嚇對手而獲得他在黨內的第三個任期,並因此得以連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人。就這樣,鄧小平執政以來唯一有意義的政治改革將化為烏有。

無制約的習
然後怎樣呢?毫無疑問,習近平將把其勝利看作是某種授權,亦即為實現中共振興中國的既定目標,他可以為所欲為。他的野心將上升到新的高度。當打壓民營企業而導致振興經濟的努力失敗後,習近平將加倍推行他的中央集權經濟政策。為了維護權力,習將繼續先發制人地消滅任何潛在的競爭對手,加強社會控制,讓中國越來越像朝鮮。習近平甚至會在第三個任期之後試圖繼續掌權。膽大妄為的習近平很可能會加速在南海爭議地區的軍事化,並試圖強行接管台灣。伴隨習近平不斷追求中國的支配地位,他也將讓中國進一步孤立於世界。

但是,所有上述舉措都不會讓黨內的不滿情緒神奇般消失。即便獲得連任也不能減少中共內部對習擴權、搞個人崇拜的反對聲浪,更不能解決習在民眾心目中日益惡化的合法性問題。事實上,習近平在第三個任期內的可能舉措,很可能會增加戰爭風險、社會動蕩和經濟危機,從而進一步加劇現有的不滿情緒。即使在中國,僅僅靠武力和恐嚇來掌權是行不通的,政績表現依然重要。毛和鄧都靠成就贏得權威——毛擊敗國民黨、解放中國,鄧開放中國、開啟經濟繁榮。相比之下,習近平沒有可稱道的勝利,也沒有犯錯的餘地。

在我看來,中國改變習路線的唯一可行方式,是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在戰爭中屈辱地失敗。如果習近平攻擊他的首選目標台灣,戰爭可能不會按計劃進行,而台灣在美國的幫助下,將能夠抵抗入侵、並對中國大陸造成嚴重破壞。在那種情況下,精英和大眾將會拋棄習近平,這不僅為習個人垮臺鋪平了道路,甚至也可能為中共垮臺鋪平了道路。追溯歷史先例,19 世紀的乾隆皇帝未能將帝國版圖擴展到中亞、緬甸和越南,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慘敗,為大清朝的垮臺奠定了基礎,並引發了長時期的政治動蕩。皇帝並不總是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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