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薛尼．盧梅（Sidney Lumet）的經典電影《十二怒漢》中，有這麼一幕：在紐約一個悶熱夏日午后，兩名陪審員針對一級謀殺案因為意見不同，吵得幾乎大打出手。兩人被拉開後，一名語氣溫和的陪審員站了出來，打破沉默僵局。他是一名製錶師，這個角色由喬治．沃斯科韋茨（George Voskovec）飾演。
這位陪審員的英文緩慢、不流暢，而且隱約聽來像是東歐口音。他說：「吵架……但我們來這裡不是為了吵架的。我們有責任，」他接著說，「這是我一直覺得民主很好的地方，就是我們在接到……接到那個是什麼來著？喔，對，「通知」！我們接到信件通知，所以才來到這裡，來決定一個從來沒見過的人到底是有罪還是無罪。判決結果對我們沒有好壞之分。就因為如此，我們陪審員很強大。」
這位製錶師的移民背景讓某些陪審員（清一色白人男性）不相信他，但就因為這個背景，使他更能帶領整個陪審團意識到美國自治制度下，陪審員扮演的關鍵角色。常常真相雖然擺在眼前，但我們卻視若無睹。
我最近反覆思考《十二怒漢》，以及這電影如何嚴肅處理陪審員的人性迂迴，還有陪審員扮演的關鍵角色。尤其是在上周，這更加重要，因為川普五個月來第四次向有關當局自首，還到喬治亞州富爾頓郡登記到案，罪名為組織犯罪活動（racketeering，註1），試圖推翻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結果。
我前幾天晚上重看《十二怒漢》時，瞭解到川普一月 6 日這天的案難辦。但是，如果是刑事陪審團來辦，那很可能是審理本案的最佳方法。雖然，我並不是一直都這樣想的。不管多麼證據確鑿，我都覺得起訴前總統是無計可施之後，才會採取的最後手段。
由於共和黨在議會堅決反對，導致無法彈劾川普。即便川普的第一次彈劾投票數已經達到半數，但是憲法嚴格規定要 2/3 多數才算有效。在兩黨近乎對半區分的政府裡，這種處置手段無法發揮作用。
再來，是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不適格條款。此條款禁止任何曾宣誓維護美國憲法卻又事後「作亂或反叛」或「協助或鼓勵」美國敵方的人任職公家機關。此條款原是針對南方聯盟國將軍而設，但經過近期兩位權威保守派法律學者解釋後，成了熱門話題。根據他們的詳細說明，此條款適用於川普，因為他一月 6 日當天以及過往的行徑都足以證明他沒有資格當總統。他們還提及，負責印製選票的州官員本該意識到這一點，選票裡根本不該出現川普的名字。
我認為圍攻國會明顯是暴亂行徑，川普再怎麼樣都參與其中。但是批判這些學者的言論，則認為這項條款內容廣泛且定義不清，容易遭濫用，尤其若是落入黨派選舉有心人士手中，則更會遭到曲解。任何行為只要意圖阻止川普的名字列印在選票上，必然導致訴訟，最終勢必一路上升到最高法院。看到當前這般的大法官陣容，難以想像他們會裁定這位共和黨首推的總統候選人不得參選。
但是刑事陪審團不但能決定川普的命運，而且如製錶師所言，陪審團這個制度是民主自治最純粹精華的一塊。十二個隨機挑選的公民，收到郵件通知之後，前來法院，他們必須決定一位公民同胞有罪或是無罪，只是這次剛好被告是一名前總統。
與其他陪審員不同的是，這次參與一月 6 日案件的陪審員對被告知之甚詳。任何一位經歷過去八年的人，都很可能會對川普有既定的印象。但身為陪審員，他們會受到適用法律的約束，而且經過嚴格的證據和審查程序設計，帶有的偏見都會在過程中過濾掉。川普會享有無罪推定的假設，就跟憲法保護所有刑事被告的內容一樣，包含正當程序、有權不做不利於自己的證人，還有由其他公民當陪審員來做判決。
這可能對川普安慰不大，但對我們而言應該是莫大安慰。
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憲法學者阿希爾．里德．阿馬（Akhil Reed Amar）經常撰文說明陪審團的重要，他告訴我：「這就是政治參與，」他也說道：「這就是把陪審員之間和政府聯繫在一起。這是旨在從裡到外、從情感到經驗，都能確實彰顯自治精神的政治機制。」
美國建國者深諳這個道理。即便是在憲法通過前，每個州也都規定了刑事案件須由陪審團審判。在《權利法案》裡，三次獨立的修正案都是要確保陪審員的權利。
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稱陪審團制度為「人類迄今所能想像的唯一基準，連政府都須依此遵循憲法原則。」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憲法起草人和第一屆最高法院大法官，認為陪審團是「在立法者、執法者，以及法律服務和適用的人群之間，建立一個重要的溝通管道。」
在現代美國，陪審員工作經常被視為苦差事－－電影中總是呈現無聊又狹窄的陪審室，窗戶打不開、電風扇不會動。但是，研究一再顯示，相較於入職之前，陪審員在完成任務後，對司法系統的信任度提高許多。雖然由陪審團審判的案量急速下降，但他們仍然是公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能平衡當今許多美國人所感到的憤怒和絕望。
「這問題的部分根源在於：普通人覺得自己沒有話語權。他們認為自己投什麼票都無足輕重。」阿希爾．阿馬提到，「但陪審團一群人圍坐一張桌子，不管誰哈佛畢業，誰高中輟學，眼前的事人命關天，而你是十二個人之一，你最好得認真當陪審員，因為你的意見舉足輕重。」
但陪審團也並非完美無缺，畢竟沒有人能不出錯。但是他們都努力找尋真相、遵循法律，這過程可以讓我們更接近公認的事實，比起任何其他方法都更真實，也絕對比因為黨派紛爭造成的一團混亂，還更幫助我們趨近事實。
顯然，陪審團可能會判川普無罪。這就是我們願意相信彼此裁決的同時，所應該承擔的風險。這也發生在《十二怒漢》的故事裡。亨利．方達（Henry Fonda）的角色開頭是唯一認定無罪的票，但他卻能漸漸說服其他十一位陪審團都重新審思，思考檢方是否確實證明了犯案事實。他的論點不在於他是而眾人非，而是這案情還有許多不明之處，不確定的地方多到足以懷疑被告無罪，而非定罪。「我不知道真相是什麼，」他告訴還在猶豫的其他陪審員，「我不認為有人真能知道真相，我們之中有九個人認為被告無罪，但我們也只是下注在無罪這個選項而已。」
這就是生活在法治社會的意義。藉由陪審團的這個形式，我們得以創造有事實、法律存在的短暫時空。在這個時空裡，事實和法律是核心，而不是由偏見來主導。雖然這不是我們大多數人所生活的世界，甚至不是大多數時候這世界呈現的樣貌，但要是沒有這個時空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所謂的民主。
譯註
1：Racketeer 指組織犯罪活動，台灣媒體多直譯為敲詐勒索罪。關於 Racketeer 的具體說明，可參閱立法院文章：https://npl.ly.gov.tw/do/www/FileViewer?id=8535